周中界

      犍为“冒出”个老红军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周中界

    李少全，四川犍为人，参加过长征，打过日本鬼子，是犍为县唯一的一位红军战士。为了践行退伍时周副主席“回去后不要给地方政府添麻烦”的指示，竟然“隐瞒”红军身份25年，要不是因为那次“不愿对工作队说谎话”才“暴露”身份，也许他还会隐瞒终生。

    他缺少文化，不善言谈，但他爱说的一句话是：“共产党、毛主席的政策是正确的，跟着走，没有错”。凡党号召做的事，他都积极响应，带头参加。他一生对党和政府从没有待遇上的要求，只会默默无闻地做人做事。他助人为乐，不图汇报，却赢得了一世的好口碑。

    诚然，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程中，李少全的经历算不上轰轰烈烈。然而，“一粒沙子就是一个世界，一滴露珠能够反映出太阳的光辉”。回顾他的人生历程，探究一下个中缘由，或许能使我们从中得到诸多做人做事的启示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接唱《南泥湾》 “泄露”了红军身份

    1970年，犍为县派出工作队，深入农村开展“斗私批修”运动，县财贸系统工作队奉命进驻龙马公社，按照上级的要求，工作队必须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年近花甲的李少全，一生老实巴交，又是贫农份子，不仅政治上可靠，而且口风又紧，他家自然成了首选的接待户。

    为了及时了解中央的大政方针政策，工作队在进村前便带了一台笨重的电子管收音机。有一天晚上，队员们坐在收音机前听新闻，李少全在隔壁忙家务活，当喇叭里传出《南泥湾》的悠扬歌声时，李少全竟然破天荒地丢下活路，来到工作队的干部中间听歌曲，并竟情不自禁地跟着旋律哼了起来。

平时一直少言寡语的李少全居然会唱歌！他的这一反常举动弄得在场的工作队员一头雾水。

    那时的收音机接收效果极差，即使用长竹竿架起天线也要经常滑台，一曲《南泥湾》第一段还没放完就开始滑台了，以至于噪音比歌声还要大得多。更让大家不可思议的是，电台的歌声听不见了，李少全却能一板一眼地把整首歌曲一字不漏地全部唱了出来，这更让在场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，大家都想对这件事情弄个水落石出。

    工作队的同志便与他来了个刨根问底的摆谈，他对工作队员说：“在抗大七分校读书时，学校教了我们很多歌，这个歌我就一直都唱得来。”

此言一出，在场的所有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当场便有人对他说道：“你不要涮坛子哈，这些话可不是随便说的哦”。

    李少全本来就少言寡语，常常在遇事逼急了的时候，不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而且会整的面红耳赤。

    李少全的人生信条是踏实做事，诚实为人。为了在工作队面前证明自己没有撒谎，他呆立了在工作队面前，心里一直在犯难：不拿出证件来证明身份就会背上“说谎话”的名声；拿出证件来证明自己没有说谎话，又违背了自己的初衷。情急之下，他突然一个急转身爬到小楼上，从箱子底层拿出一双新布鞋，又到针线兜里拿出一把剪刀，当着大家的面，小心翼翼地剪开鞋帮，然后在鞋帮里掏出一个红本本交到了工作队长手里。

深埋在心中长达25年之久、从来不想向任何人透露的红军身份，因为接唱《南泥湾》的原因而大白天下。

    工作队及时将李少全的事情报告到县委、政府。“犍为出了个老红军！”李少全的事在犍为引起了轰动。组织部门立即派出人员外调，调查证实，李少全确实是一名参加过长征、打击过日寇的革命军人。1973年8月28日，经省民政厅审核，确认了李少全的老红军身份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一张退伍证  还原了他的曲折经历

    1946年，李少全从部队复原，告别部队时，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为离队的同志们送行，要求大家回去后，要继续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，不要给当地政府添麻烦。为了践行周副主席的指示，他买来一双新鞋，把退伍证书深藏在了鞋帮里，回到地方后虽经历了无数坎坷，他一直没有以功臣的身份对政府提任何要求，由于这个原因，他曾经参加长征、抗击日寇的经历，当地政府便全然不知。

    在接唱《南泥湾》的那个晚上，由于工作队伍穷追不舍的询问，更由于与工作队长期相处的信任，李少全才一不小心“暴露”了自己的心中秘密，一张退伍证向世人展示了他一生的曲折经历：

    李少全1912年降生于犍为县城一个贫苦家庭，三岁时父亲因为疾病不治身亡，相依为命的母子俩被迫迁居马庙靠挑煤炭为生。不几年，母亲又溘然长世。孤苦伶仃的他不得不寄居的本县沉犀乡姑爷家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。为了以后的生计着想，1933年到清溪学泥工，当起了泥瓦匠。

    1932年6月，国民党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"围剿"，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，12月转移到四川、陕西边界地区，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。为阻止红军北上，国民党到处抓壮丁扩展武装，孤儿李少全也被抓丁入伍，在陈兰亭部当兵。

    1935初，李少全随陈兰亭部被派往四川天全县阻击红军，幸好他刚上战场就受伤被俘，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。

    1936年，伤愈后的李少全参加了红军，成为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三团，跟随红四方面军，不畏艰难险阻，不惧流血牺牲，先后强渡嘉陵江、血战剑门关、翻越大雪山、穿越大草原，转战一万多里，战胜了千难万险，终于踏上了进军陕北的最后征途，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与红一、二方面军胜利会师。

    1937年，国共合作、一致抗日。9月，李少全也随“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”走上了抗日救国的大战场，他在一二九师七七一团三营十连机枪班当战士，浴血奋战在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等抗日战场上，由班长升任排长。

    1944年下半年，李少全选送到华池县“抗大第七分校”学习。学习期间，全体师生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的号召，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。李少全在这里不仅提高了战斗本领，而且学会了饲养牲畜、纺线、织布、做鞋、打毛线等“女工”活路，殊不知这些本领竟然他后来的生活中派上了用场。

    1945年，在抗大七分校学习结束后，又奉命投入到了解放战争的战场上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为了兑现承诺  固守了一生的执着

    长期的军旅生活，造就了他服从与奉献的秉性，他心里始终装着退伍时周副主席的教导：大家回到地方后，要继续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，不要给当地政府添麻烦。

    为了兑现“不给当地政府添麻烦”的承诺，李少全固守了一生的执着。

1946年，他在甘肃庆阳调训班学习结业，正整满怀信心地准备重返解放战争的战场时，正赶上“精兵简政”，他服从组织安排光荣退伍。

    因部队上考虑到他是孤儿，且当时四川还未解放，回老家后将面临诸多困难，加之他在抗大七分校学习时，熟悉陇西的情况，就把他就近安置在华池县温台区小川沟落户。

    刚落户时，因没有土地，他不为难边区政府，便靠帮人放羊、种瓜维持生计，由于他人坦诚、能吃苦，很快就融入了当地老百姓之中，当地年长者都亲切地称他为“小李子”，而年幼者都尊称他为“李大叔”。直到1948年，政府才在华池县白马区的小洪川为他落实了土地，至此才有了较为稳定的生活。

    全国解放后，新中国万象更新，欣欣向荣。李少全也有了回到家乡安居乐业的打算，1951年11月经甘肃省民政厅介绍，回到犍为县清溪区沉犀乡23村定居。

    回乡后，他住在老表刘玉才家中，在分的的土地上勤奋地劳动着，自食其力地生生活。1952年，刘不幸摔伤死亡，他见表嫂费贵珍拖儿带女，缺乏劳力，毅然承担起了表嫂一家田间地头的繁重农活。

    在集体劳动中，他埋头苦干，任劳任怨，从不计较得失。生产队办起了养猪场，饲养员这个角色就需要一个觉悟高，责任心强的人来担任，李少全成了最合适的人选。当饲养员非常辛苦，不但要喂养牲畜，还要看护猪场，因此他就搬来被子住在养猪场，白天不是打扫猪圈卫生就是上山割草、打柴、种猪饲料，长此以往，两手和膝盖都磨起了一层厚厚的老茧。他累瘦了自己，集体的猪仔却个个长得滚瓜流油，膘肥体壮。

    乡亲们说，李少全是个实在人，谁家有困难，只要请他帮忙，不管是修房造屋还是栽秧打谷，他都乐意帮忙，绝不使人失望。

    李少全不仅干农活样样在行，做“女工”也是一把好手。凭借在“大生产运动”中学到的本领，时常帮乡亲们打毛衣，粗长的毛衣针，柔软的绒毛线，在他的大手里上下翻飞，手脚的麻利一点也不次于女人的精细。

    他的老红军身份被确认后，党和政府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。他多次被选为县、乡人民代表。对于组织上送来的送给他慰问物资，他一律拒绝，他总是说：“我还能劳动，有吃有穿，不给政府添麻烦。”组织上原计划将他接到县城居住，他仍然以“在农村住惯了，不给政府添麻烦”婉辞谢绝。

    李少全全心全意爱护集体、帮助个人，却从没有向任何组织和个人伸过一次手，始终过着勤劳俭朴的生活，直到走完生命的尽头。